新國際論壇將於3/20號在新北市政府舉辦「抵抗全球化：世界社會論壇與政治新文化」講題「重新創造民主：從世界社會論壇與參與式預算談起」，到底為什麼會選在新北市作為活動地點，而參與式預算又與世界社會論壇有何關係呢？本次電子報，我們特別專訪當天的活動主持人，國際知識集體(Intercoll)亞洲區召集人林深靖先生，為我們解答與闡述。
Q1：為何本次於新北市所舉辦的活動是以「參與式預算」為主題？
Q2：今年年初的大選之後，回顧選舉的結果與過程，其實很多人對於台灣民主的軸線是有些擔憂。這樣的擔憂一方面是來自於投票率的逐年下降，顯然民眾對於「僅透過選舉來實現民主」的這個方式顯露不滿；二方面是，現今立法院已開始運作，我們看到整個國會內問政的品質及立委本身的素質在民眾眼中，不必然會滿意。
圖：林深靖
台灣自1987年解嚴之後，在整個將近30年的民主化過程中歷經數次選舉和政黨輪替，然而我們是否就滿足於這樣的政治運作模式呢？民眾的生活是否在這30年的民主化過程中獲得具體改善？
不光是台灣，在美國或是歐洲的老牌民主國家，透過選舉，都讓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或是仇外的極右勢力崛起，又由於在每一次的選舉過程中，總須耗上越來越龐大、乃至於接近天文數字的選舉經費，到底有多少人能投入到這樣的民主政治遊戲裡呢？而我們卻滿足於「在投票日當天那張投進票匭的選票」的民主嗎？從「重新思考民主」、「重新建構民主」的角度來想像，其實全世界在這幾年不僅是學術界，在社運界也都是一項急迫的提問，大家急切地想尋找出一種使民眾可以自主組織、自主管理，重建自己社會生活的可能性。
近幾年來，我們看到台灣有推行「參與式預算」的嘗試，其中新北市政府在參與式預算的推行上，是目前最有想法、也最成熟的縣市，相信在新北市政府內部對於尋找一個新的推動民主之可能性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我們也認為，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很多縣市僅限於技術層面的考量，雖然目前能夠推展的局面還相當有限，格局也不大。
談「參與式預算」，應該是要從「參與式民主」談起，這應該是一個重新思考民主、重新建構民主的過程，而參與式預算正是實踐參與式民主的其中一項實踐模式，它試圖透過民眾去對於公共預算的介入、討論、決議，去爭取更多能讓公民參與的空間。
很多人都感受到，這幾年台灣的生活並不是特別好，近30年的民主化過程並沒有為我們的生活加多少分，年輕人依舊挫折、對於未來的社會發展缺乏想像、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因此，已經到了放棄單一思維，重新思考另類民主的可能性，參與式預算即是其中一種嘗試。我認為參與式預算的實踐至少會對社會帶來幾個影響：
首先，參與式民主可以降低貧困比例，因為它是由在地公民決策我們的預算分配與優先順序，改善生活必然會是優先考量，所以參與式預算能讓整個公共資源的使用分配更貼近在地人民生活。
第二，由於公民參與了預算分配，因此整個預算項目的分配以及決策過程將更為透明，連帶減少了浪費與貪污的可能。
第三，參與式預算能讓公民更加有效積極的監督政府，彌補了政黨政治、代議政治所帶來的缺憾，同時增進了整個社會對於預算的了解程度。多數人，尤其是年輕人，皆認為預算分配太過複雜，很難釐清，很難介入，透過參與式預算的實踐，能夠讓大家學習、認識、掌握整體預算分配的狀況，這同樣也是一種公共教育。而根據巴西的實踐經驗，年滿16歲即有進入參與式預算會議的權力，這是青年公民教育重要的組成部分。
就國家預算而言，當然我們知道政府掌握了收稅的權力，我們將稅金繳入政府這個龐大的公庫內，再由當權者來分配資源與國家預算，所謂執政，就是掌握了預算分配的權力。新北市政府的人口數在台灣最龐大，因此它的預算規模也相對龐大，於今，新北市政府卻願意嘗試這樣新的民主思考與推動，實屬難得，因此我們也將本次活動選定於新北市政府，並訂定主題為「參與式預算」。
本次3/20在新北市的講座，我們有幸邀請到2016年蒙特婁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總協調人：哈法艾爾‧卡內 (Raphaël
Canet)和卡爾敏妲‧馬克洛琳 (Carminda Mac Lorin)來擔任本次活動的主講者。哈法艾爾是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國際發展學院教授，他對於全球化世界社會論壇的推展有一定的著作與評論；而卡爾敏妲現在還是博士生，是「占領華爾街運動」、加拿大「紅方塊學運」的領頭人。
圖：Raphaël Canet
圖：Carminda Mac Lorin
世界社會論壇不僅僅是一年一度的大型集會，另外還有許多不同主題的國際會議，譬如核能、教育、水資源、環境、科學、文化……等等。而今年是福島核災5周年，兩位主講者即將前往日本福島和東京，參加3月底在世界社會論壇架構之下的一項重要國際會議：核能社會論壇，因此有機會來到台灣舉辦這兩場新北與台南的論壇，非常感謝新北市政府與成功大學提供活動場地。
Q2：2016年的世界社會論壇上，參與式預算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與功能？
A2：世界社會論壇是從2001年開始舉辦，而第一次舉辦的地點便是參與式預算的發源地：巴西愉港(Porto Alegre)。為什麼會選擇在愉港呢？因為當時的愉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是最進步的一個城市，過去巴西是一個極權統治的國家，1989年，巴西正剛從獨裁政治體制中解放出來，巴西愉港就開始進行參與式預算的實驗。他們體認到，光是民主化是不足的、選舉是不夠的，應該是除了選票之外，人民還要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對於票選出的公職人員，能夠更有效的監督。「參與式預算」是「參與式民主」中一小部分，重要的是，他們能夠讓公民學習如何自主組織，自主管理。
民主即是人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但是否能有一個環境是讓公民能自主組織、自治自理，並於日常生活中去更新民主政治、民主生活，重新創造民主能量，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指標。我們有「政治舞台」的說法，好似人民只是台下看戲的觀眾，但參與式民主不光是讓人民看戲，還要在戲中有角色，還有能力對戲的內容做評論。
所以2001年首次世界社會論壇選擇於巴西愉港舉辦，不僅僅是因為它是當時第三世界的進步國家，也符合當時世界社會論壇的根本脈絡：「反全球化」，倡議「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世界社會論壇不只是反全球化，更要創造「另類全球化（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去翻轉由美國與歐洲等強權國家所建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全球化，甚至是翻轉他們所定義的民主政治。
不僅僅是如此，世界社會論壇也起了各式各樣的改變作用，例如2001年巴西愉港世界社會論壇，讓當時積極參與的巴西勞動黨於2002年贏得總統大選，這是一個非常強勁的力量，而且每年參與世界社會論壇的人數更是逐年上升，透過公民的自主參與，在各個工作坊共同討論、批判、分析，重新地去思考我們的地球到底該如何運轉，所以有人稱世界社會論壇是「另類聯合國」、「民間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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